楊毅斌：當一個“反行業”的設計師挑戰傳統
| 2025-01-14來源：?藝術中國 |
用巧克力豆、積木、透閃石，和立體的甲骨文字以沙盤的形式來解構中國的早期文明，這是設計師楊毅斌在北京民生現代美術館“文明的源起：早期中華文明探尋大展”的現場進行的嘗試。其中一個是在殷墟基礎上的還原：一個煞白的雪天，黑色的甲骨文行走于其間。男人在放羊，孩子在嬉戲，老人默默地掃著門前的雪，甲骨文中的“羊”、“鳥”、“門”被放回它們本應在的位置，三千年前最普通的那個傍晚，在這個展廳里，突然變得沒有那么遙遠。 作為這次展覽的展陳空間及藝術品設計師 ，楊毅斌總想在這個極為典型的傳統文博展覽里做一些“出圈”的設計。他用18種顏色的巧克力豆還原了二里頭文化里的遺址區、生活區、宮殿區……希望告訴觀眾歷史是甜的；用AI輔助創作并制成的青銅版的電腦、銀行卡、奶瓶雕塑，與400多件文物對話；用“立體光雕”的形式創作三星堆主題的沉浸式空間…… 展覽的入口立著三座巨型的考古面具雕塑：良渚、殷墟和三星堆的文化代表在這里對視。楊毅斌將面具的眼睛改成了鏡子，觀眾在看歷史的同時，也在鏡子里看到了自己。這是一場關于歷史的實驗，也是楊毅斌對于傳統文博展陳設計的一次“挑戰”。 從上海世博會北京館總設計師到如今熱忱于AI藝術創作的藝術家，楊毅斌身上始終帶著“反行業”的標簽。他曾公開反對展館設計中的“行活”——那種追求標準化、流水線化的設計方式。堅持每一次創作都要有突破，成為“能打動人的設計”。他坦言自己的一些想法因各種原因未能完全實現，但他依然希望這次展覽能給文博展覽拓展一些新的可能——太單一的展陳形式讓他覺得壓抑。 29歲時，楊毅斌因設計出“變形‘京’剛”一戰成名——一個能夠在5分鐘內變換天壇、鳥巢、國家大劇院等多種造型的上海世博會北京館。那次的設計讓他充滿自信，但也耗費了巨大精力。 如今，他的目光轉向AI藝術。他相信，AI會徹底顛覆人類的生活方式，包括展館設計的未來。他希望在這個轉變的過程中留下自己的實驗性痕跡。以下是《鳳凰周刊》對楊毅斌的專訪對話： 用設計讓文化鮮活 《鳳凰周刊》：這次的“文明的源起”展館設計，你最滿意的作品有哪些？ 楊毅斌：我在展覽的中間做了四個中國早期文明的沙盤。“二里頭”是做得最快樂最開放的，因為是用巧克力豆做的。我用了18種顏色的巧克力豆，然后拿不同的顏色去分成不同的區域，比如遺址區，包括生活區、宮殿區。然后這些巧克力豆上的文字符號是當時留存下來的一些歷史的痕跡、歷史的人文。我想用巧克力豆告訴大家，生活是“甜”的?，F在我們總覺得生活挺累的，但比起那個時代來說，我們肯定是更幸福了。 我覺得每個人都要在自己的時代去尋找一種解脫的方式才能活下來。那個時代的人，可能他們也有自己對生活的那種釋懷的方式對吧？那種解脫的方式也很多，也活下來了，然后也延續下來了。我覺得這個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兒。另一個是“殷墟沙盤”，我把在這里發現的甲骨文單獨拎出來，用它們所代表的文字還原了一個當時的生活場景：樹上有云，水上有魚有船，然后房子前面是門，里面也有老人，也有女人，然后你還能看到一個男人在放兩只羊，鳥兒在樹上叫。這些都是甲骨文文字在它們應該在的地方，就是讓歷史回到它應該在的地方，讓歷史回到它應該呈現的樣子，這個也是一種“讓文化活起來”的例子。 《鳳凰周刊》：把巧克力豆、積木這些元素放進文博展覽，會擔心削弱了它的厚重感嗎？ 楊毅斌：不會的，誰說歷史一定是厚重的？其實我想說歷史它不止有我們教科書上的那些大事件，更多的是由我們許多的普通日子組成的。比如北京前兩天好像有霧霾，這個是歷史，然后再前兩天是特朗普競選成功了，這個也是歷史。歷史其實是隨機跳躍的，所以在這種很碎片的和隨機的情況下，歷史就是活的，就是像一個閃爍的星空似的，此起彼伏地閃爍的，這個是真正的一個我認為的歷史。那么我所表現的也是希望是這樣子的，沙盤這些方式不會削弱歷史的厚重感。首先來說它所表現的事兒還是歷史上的事兒，它的分區，它的規劃，它的功能，比如說遺址區、祭祀區、手工業區，包括房子是什么樣子的，這個都是經過專家確認的，所以說首先它是嚴謹的。還有一點，為什么要做成這樣？也是為了先讓大家喜歡這個東西，先讓大家看進去，再邊去輸出你想輸出的東西。如果觀眾都不想看你這作品，你非跟他輸出，你覺得他記得住嗎？是不是？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我做這個事情的目的。 《鳳凰周刊》：我知道你在四個沙盤的燈光上也模擬了一天中光線的變化。 楊毅斌：你說得特別對，你感受到了4個沙盤的燈光是不一樣的，對嗎？殷墟是冷藍色，是類似于快到夜晚的天空的感覺；然后最暖的是三星堆遺址的（光線），它其實在表現夕陽下的感覺；良渚遺址的沙盤把光打得特別亮，是正當午，然后二里頭遺址的沙盤是一個上午的感覺。其實這就是歷史上的一天。跟觀眾來看我們展覽的這一天一樣。我們每個人活一生，就是在經歷這一天。那么你看在這一天里面，在跨時空的情況下，不同的人在尋找著不同的意義，我覺得就特別好。當然我沒有能力去讓大家再去歷史的長河里去尋找到什么，因為這些文物已經見證了很多去可以尋找的內容了，已經有很多的可以尋找的內容了。但是我覺得大家在這些現有的400多件文物之外，還能夠感受到什么東西，能夠看到什么，能夠想到什么，是這次展覽非常有意義的地方。比如說，我們在展覽3樓做了一個青銅器的打字機器人，它的主題就是“關于未來的過去和關于過去的未來”。我們的觀眾可以坐在白椅子上，他在屏幕中能夠看到的是從現在往前捯的畫面。然后機器人同時在打字，我們開玩笑說它是“歷史的碼農”，我們希望觀眾在展覽里能夠產生一些共鳴。 當下文博困局：無痛點，難共鳴 《鳳凰周刊》：觀眾追捧三星堆的展覽是近期最出圈的文化現象，基于三星堆這樣的大IP做展館設計，難點有哪些？ 楊毅斌：最大的難點是你要尊重歷史，但是你所挖掘和呈現的東西還得有一定新意，還有一些新的角度，這個就是很難的，這是一個度的問題。我認為現在文博展館設計最大的問題是沒有真正地“讓文物活起來”?，F在文博展館圈里有個誤解，就是好像通過一些多媒體的新的技術，讓文物動起來了，就叫“活起來”。這個是一個認知的錯誤。 舉個例子，比如有一個展品就是一個酒壺，如果說我們僅僅通過一個方式，不管是傳統的還是新媒體的方式，比如用動畫去告訴大家這是一個酒壺，這叫動起來。 那怎么來讓它活起來呢——在那個時代人就已經喝酒了，這是第一個最膚淺的知識點。喝這個酒對身體有什么好處，對吧？為什么要喝酒？是因為他們需要酒作情緒的載體嗎？是不是他們也要一種情緒的釋放，還是說他們在尋求一種身體的感受，還是說酒確實是對身體有好處，對吧？酒又和后來的酒文化有什么關系呢？喝酒這個事兒和我們現在喝酒這個事兒有什么關系？當然我沒有細挖掘這些事情，但它最起碼是有一套思維方式，有一根線給它拉出來，很清晰地說明白，這個才是讓文物活起來。 《鳳凰周刊》：你覺得現在國內文博展覽普遍沒有做到這一點嗎？大多數文博機構也都在追求創新。 楊毅斌：我覺得沒有。現在國內的文博展覽最大的問題就是無論我們用多媒體手段還是實物展陳，還是在表現一個文物，就是表達一種歷史的存在，但是沒有去表現一個本質，其實并沒有去真正去挖。要不挖的話，對這個東西大家其實是沒什么興趣，就和觀眾其實關系并不大，其實就是我們把這些文物都擱到佛龕里供起來了。我每天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最后我該怎么活怎么活，這種展覽的話其實就是變成一個知識科普。但我覺得不應該只是這樣的。 現在的文物展館設計最大的痛點就是千館一面。我認為最大的痛點就是沒有給觀眾痛點。 《鳳凰周刊》：那你認為一個好的公共展館應該具備哪些特質？ 楊毅斌：真正好的藝術空間，包括藝術品，包括展項，絕對不是拿美不美去衡量的，而是說對人的改變。我經常舉個例子，就像盜夢空間似的，你經過了第六層夢境還是第七層夢境之后，你醒了之后，你發現你的價值觀變了，你發現你世界觀變了，這是一個最好的作品。它不是給人以審美給人以享受，而是給人以頓悟，給人以覺悟，甚至說給人以洗禮，這個才是真正好的展覽項目和展館項目。這個是非常難做到的，我也不能保證我在所有的作品都能做到，但這是個目標。 最好的東西不是說讓你覺得很舒服很美，而是說甚至說是毛骨悚然?？赡苣憧吹侥骋粋€展覽或某一個展品之后，你汗毛根都奓起來了，可能那個作品是真正有意義和打動你的，或者說給你一種新的思考和認知，（讓你）重新地去看待一個事情，我覺得是真正好的作品， 設計師是文明的最佳“翻譯” 《鳳凰周刊》：可是設計師不是藝術家，他需要背負這個責任嗎？ 楊毅斌：設計師有很多種，不是所有設計都需要承載這么多的，確實有很多的設計滿足審美就可以了，比如一盞燈、一張名片，很多設計指向的就是功能。 但是我認為“展館設計師”不一樣，他的核心就是思想的傳播，這是他的使命。 我一直認為一個好的展館設計師，可以說是人類文明的傳道士和修女。他做的是一種普世性工作，就是大家都看不懂的東西，大家都不愛看的東西，但通過設計師的手段和方法，讓大家變得更加通俗易懂，讓大家能夠看到能夠看明白，而對大家產生了一種意義和思考，這是設計師的最核心的目的，他的意義所在。他要把一些人類文明的精華，通過他翻譯過來給公眾，這就是他存在的非常大的意義了。 但現在有多少人真正愿意做這個“翻譯”工作？我覺得是欠缺的。用電腦去翻譯一首詩和你用真情實感和才華去翻譯一首詩是不一樣的。我認為現在絕大多數的展館設計師都在做所謂的“行活”。 比如一個博物館，必須用一些顏色來代表時代，秦朝用什么顏色，漢朝用什么顏色，就用大家都習以為常的設計手段去呈現設計內容的話，我覺得就是行活。做行活不是錯，它讓一個東西能夠達到一種規范，但是從整個行業來說，它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是阻礙了一個行業的探索和發展的。 《鳳凰周刊》：所以你拒絕所謂的“行活”？ 楊毅斌：我也做過行活，但做完后發現我不適合，因為我做任何的設計的時候，總想去附著一些自己的觀念或思考很多的問題。后來我發現，行活有行活的路數，就是更適合另外一種人。 所以我曾經拒絕過很多項目，最差的時候我們團隊半年沒開工，就死扛著。我現在做得更多的是藝術館、文旅類展館和商業展廳。在這些項目上我能有更多的發揮空間。來找我合作的機構也都是對我的設計非常認可的客戶，跟我一樣對展館的思想性和細節非常在意的客戶，所以創作一般來說都很順利。 《鳳凰周刊》：這種驕傲跟你少年成名有關嗎？你在29歲就完成了上海世博會北京館這樣的大型展館設計，那時候你怎么看展館設計這個行業和自己的發展？ 楊毅斌：那時候確實覺得充滿信心。那年我29歲。知道中標時真的有要掉眼淚的感覺。很難形容那種感覺，就覺得自己活得挺有價值，挺有意義的，就這么個感受。 但這件事真正給我的最大影響，是我在參與的過程中，真正看到了全世界最頂級的展館設計師在做什么，能接觸到最新的技術，在和他們借鑒溝通的過程中，感受到每個地方的人的思維方式是不一樣的，其實這是感覺到最大的收獲。它不是說好壞之分，它只是不同而已。 所以上海世博會給我留下的并不是那種虛榮的東西，而是有很多真實實在的經驗。 AI讓藝術回歸純粹 《鳳凰周刊》：近一年你開始在轉型做AI藝術？ 楊毅斌：是的，我用AI做了100多幅繪畫和雕塑，年底會在意大利盧卡辦一個我的數字藝術展。我很早就在關注AI與設計和藝術方面的技術和創作，這次民生美術館“文明的源起”這個展覽其實也加入了非常多AI元素。比如三樓有一塊區域專門展示了以我們早期文明為靈感的AI作品，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我看在社交平臺上也有很多人在討論這事。 《鳳凰周刊》：你在科幻小說《AI啟示錄》中，描述了AI對設計行業的全面滲透，甚至取代了人類設計師。這不會讓你有危機感嗎？ 楊毅斌：大多的設計師是會怕AI的，因為這和生存有關，搶他飯碗，但這個害怕也沒有用，這是宿命。我們要客觀地面對，積極擁抱它。 其實我覺得AI的發展，它確實是一個長痛不如短痛的事兒，所有行業早晚都得經歷，這個事兒是攔不住的。因為你趕上這個時代了。 但我不覺得這最終會是一個壞事，就像我在《AI啟示錄》里寫的：讓AI去設計，去工作，讓人們去繪畫，去雕塑。讓藝術家去創作。當藝術家變得空前的純粹，藝術市場也會呈現出空前的活躍。（本文轉自《鳳凰周刊》，記者/ 張昕怡，編輯/ 孫楊） 責任編輯：王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