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家的風骨與宿命 保利拍賣10周年大展之重點文物探析
| 2016-03-26來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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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 鄭克峰，北京美輪博物館館長，從事中國古代家具收藏與研究20余年。 2015年已經接近尾聲，又到了一個階段性反思總結的時刻。6月初，保利拍賣在北京農展館舉辦了一場規模盛大的10周年文物大展，在一間燈光幽暗的小型展廳，我們看到了保利今次安排的一個重要展項：王世襄 儷松居舊藏“大明萬歷年造”款髹黑大漆描金彩繪飾龍紋青山綠水官苑人物圖頂箱大柜4件套，以及李翰祥清水山房舊藏“明代飾螭紋黃花梨方臺”。 作為從事中國古代家具收藏研究的晚輩，我們有幸穿越時空觀摩了一場兩位超級前輩的無聲對話。我在展廳里徘徊了好幾次，當我看到王世襄留給世人的這一對頂天立地的大柜時，仿佛又看到夫妻二人，不辭艱辛、睡臥其間的溫馨場景，不禁動容，潸然淚下。6月4日，當我最后一次過去的時候，發現已然撤展，而此時干旱的北京，竟突如其來地下起了連綿細雨。
王世襄 儷松居舊藏“大明萬歷年造”款髹黑大漆描金彩繪飾龍紋青山綠水官苑人物圖頂箱大柜四件套 兩種截然不同的審美情趣 本次保利拍賣十周年大展單獨將王世襄“大明萬歷年造”髹黑大漆描金彩繪飾龍紋青綠山水宮苑人物圖頂箱大柜，以及李翰祥的明代飾螭紋黃花梨方臺，陳設于一室，一暗一明，一大一小，造成了一個強烈的視差對比，震人心魄。 頂箱大柜是王世襄的心愛之物。它代表著明代家具髹漆繪畫之工藝美術的最高水平。因由體量龐大的限制，兼之王世襄老邁體弱囊中羞澀，從而在當時無法順利獲取完整的照片，故此未能收入其皇皇巨著《明式家具研究》以及《明式家具珍賞》。 另一件明代飾螭紋黃花梨方臺，與前者一樣，同屬民國初年從清宮流落市井的珍貴文物。它代表的則是明代皇室政教合一、至高無上的統治王權，涵蓋明代皇室的宮廷生活以及宗教信仰的雙重信息，非常彌足珍貴。雖然有幸被王世襄收入其著作，卻遭受到了他的無情鞭撻，斥為惡俗之類。
黃花梨木帶托泥方臺座，1995年成交價為88萬元。（圖片提供：北京保利） 2005年底，王世襄已91歲，他的人生伴侶袁荃猷（1920~ 2003年）亦已西去駕鶴兩年有余。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屋計劃《明式家具研究》的再版，王世襄依然將李翰祥收藏的這件作品，設為“明式家具八病”中的第三病“臃腫”，現羅列全文如下： 這是一件現在用途還不太清楚的家具，其造型似受石雕臺座的影響，可能原為寺院中用來置放銅盤或法器的，但花紋又不類似。今姑名之曰臺座。其構造上部近似方臺，四面凹入，浮雕雙螭捧壽，用栽榫與下面的大方幾連接，大方幾外貌似分兩截，上截像一具鼓腿彭牙的雕花矮方幾，惟牙子下掛，鎪出垂云。此下又造成三彎腿落在托泥上。實際上兩截相連，四腿都是一木連做，四面腿間空間隨著腿子的曲線打槽裝板，浮雕螭紋。論其制作，下料之大，用材之費，耗工之多是驚人的。不過令人惋惜的是實效證明臺座的設計是失敗的，制者昧于木器不宜仿石器的道理，以致既不凝重，也不雄偉，而只落得笨拙臃腫，不堪入目。 由此可知，王世襄與李翰祥對于同一事物的認知角度，有著相當的距離與反差。為什么會出現這一情況？究其原因，則是緣由截然不同的人生經歷所造成。 從1949年的新中國解放到1980年經濟改革以前，對于王世襄一代的大陸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主動或被動投入思想改造、突破禁錮的實踐過程。同一時期，以李翰祥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則是一個輾轉港臺英美、探索文化真知、傳承中華民族傳統的過程。 1970年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后期，港臺兩地的邵氏電影，作為當時機關單位的特權，在小范圍進行放映的時候，中共高層驚訝于李翰祥居然能在港臺的彈丸之地，拍攝出極為震撼逼真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宏大場景，認識到了大陸方面在維護發揚中華文化傳統方面的不足，進而邀約邵逸夫等一大批愛國僑胞進入內地，共同發展經濟生產與文化慈善事業。而李翰祥也回到北京，拍攝了著名影片《垂簾聽政》以及《火燒圓明園》?？陀^說來，王世襄與李翰祥，分屬大陸與港臺完全不同的教育教化或人生歷練，也沒有任何利益上的沖突，因此，這僅僅是他們各自對于事物的真實判斷而導致的不同選擇。 資以參觀研究的公共資源 當代最早從事研究中國古代家具的先鋒人物，其中應該是德國的古斯塔夫·艾克（Gustav，1896~1971年）及其助手楊耀（1902 ~1978年）。王世襄接過古斯塔夫·艾克的火炬，而袁荃猷則以偉大的女性人格擔當了楊耀的重任，夫妻二人以幽微的單薄力量踏上了探索與完善中國古代家具收藏研究的漫漫路途。 20世紀50~80年代，王世襄為維持中國古代家具研究的課題開展不惜全力且節衣縮食。其錙銖必較，曾經遭到北京光華木材廠普通工人的無情譏諷與惡面相向，以至懼怕而無法前往研究參觀存放在那里的故舊家具，最后，張德祥施以友情援手，方才滿足心愿。因此，收錄于《明式家具研究》以及《明式家具珍賞》那些黃花梨紫檀木家具，大多源自王世襄本人的收藏。 李翰祥作為著名導演，雖然年輕，卻從來不乏文物歷練以及見多識廣，更兼掌控龐大場面的天賦，這很多倚靠的是他早年在海外打拼的廣闊視角與豐富閱歷。因此他本人的一些識別事物的洞察能力，可能會在王世襄之上。當年，北京龍順成硬木家具廠由于許多品種的家具不允外銷，大量占用倉庫。硬木廠為騰庫，發出許多函。張德祥受托囑，介紹李翰祥來購買，繼而買到鎮廠之寶，即明黃花梨雕螭龍紋方臺。1995年，中國嘉德剛剛成立不久，李翰祥與其合作，做了國內第一場古典家具專拍，場面頗為震撼，方臺被馬未都所得。 王世襄與李翰祥，皆以過人的智慧與領悟能力，利用當時有限的社會環境，令其各自的中國古代家具收藏部分，基本得到了妥善的安置與傳承，分別成為上海博物館以及北京觀復博物館館藏（“清水山房”專場家具多被馬未都收入囊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資以參觀研究的公共資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與發展、做出了高山仰止的貢獻。 留下了各自的人生遺憾 2005年，王世襄才可能認識到了他研究體系中的一些致命缺陷， 以致于在重新校訂編篡《明式家具研究》再版的時候，再三述及到了從香港歸來的天津馬可樂的名字以及他的收藏研究成果。 馬可樂從事研究收藏的是中國古代公元4~18世紀、黃河中上游地區的髹漆繪畫家具內容，他強調的是北方少數民族之草原佛教文化對中原漢文化的持續影響糅合。然而這時王世襄已然失去了袁荃猷的鼎力相助，無奈自己也垂垂朽矣，心有余而終精力不濟，無法為《明式家具研究》的再版增添新的內容。 李翰祥在他的生命晚期，可能也完全放棄（或中止掉了）他所收集與研究明清兩代硬木家具方面的工作，轉而以很大的精力，投入到了馬家窯文化，特別是其中的馬廠彩陶器物方面的研究與收藏上。 中國的馬家窯文化，發祥于5000~ 4000年以前黃河上游的河隴地區，而中國在當代考古出土之最早的西周 （公元前1027 ~前770年）以及春秋戰國（公元前770 ~前222年）時期的木質漆器的表面紋飾，幾乎皆出自于（或拷貝取材于）馬家窯文化的彩陶器表繪畫。實際上，中國古代家具家居很多的設計制作的內容與程式，早在公元1世紀以前、既已完善并固化了下來，中國在東漢時期之后在家具以及家居方面的科技發展，僅僅可能只是對于之前相關學術理論的實踐與完善。因此我們可以得知，李翰祥在他去世的1996年以前，他的有關中國古代家具方面研究，當時在歷史的縱深方向，已經達到了他人少有企及的高度。今天我們所談到的這兩件家具重器，則代表的是王世襄、李翰祥一生收藏的最為重要的藏品之一，日后花落誰家，尚未可知。 來源：《古典工藝家具》雜志 編輯：袁小龍 責任編輯：王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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