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玉：不為維生始收藏
| 2016-04-07來源： |
 身兼書畫家、收藏家、造園師與煙斗鑒賞師的黃永玉說過，如果當年只玩木刻，并滿足于以此謀生一輩子的話，他人生的經度與緯度都會萎縮很多。“你們能看到的灑脫人生也就不存在了”。 信然。如果黃永玉先生只玩木刻，且將木刻作為其的謀生手段，那么，他就很有可能成為一個木刻匠師，而很難像現在這樣成為一代多維度的藝術大師。為何？因為“維生”的需要，終將有意無意地束縛其思想觀念、桎梏其藝術創新，以至制約其精神升華。他或許可以在木刻技藝上玩個爐火純青，但終究難以獨樹一幟、超越前人，說白了，在追求經濟效益的路上更多復制的是產品而不是藝術品。與此同時，也還是因了“維生”，他更不可能延伸涉足其他藝術領域。如此，“人生的經度與緯度都會萎縮很多”，也是想象中事。 靠玩一樣東西來“維生”且玩得精彩萬分的人，或許有，但定然屬于鳳毛麟角。更多人若為“維生”而玩，通常也玩不大、玩不好。玩收藏也是一樣，絕不要以“維生”為目的來玩，這不現實，也沒有必要。 為什么不推崇為“維生”玩收藏呢？原因很簡單，收藏是一個不斷積累知識、滋養眼力而厚積薄發的過程，一般不可能靠此“維生”，尤其對一個魚目混珠、假冒偽劣品泛濫的收藏市場而言，收藏者欲“撿漏”，幾無可能；二者，從整個收藏界的情況看，一些高檔次藏品幾乎被大藏家們收藏殆盡，不逢特殊情況，他們決計不會隨便拍賣轉讓，也就是說，在市場上流轉的藏品即便是真品，大凡也只是一些普普通通的東西，靠此增值“維生”又怎么可能？三者，真正的收藏，其著眼點并非在乎物質價值而是在于文化價值，只有憧憬于文化價值，才有可能往收藏的深處里玩，并玩出可持續的無限興味來。 對一個普通的收藏者來說，若能摒棄“維生”的陋念來玩收藏，那么相對比較容易玩出平和的心態、豐沛的趣味。收藏一旦為物質價值所囿，收藏者就極有可能為藏品物乏所值，抑或為收藏吃藥而悶悶不樂以至大發雷霆，而不為“維生”所縛，或能遠離傷心傷肝，并為每一次的上當受騙而“快樂”——“吃一塹長一智”，以此剖析原因、尋求對策，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終將有效避免類似事故的繼續發生。有些藏品，或許物質價值并不是很高，將來也很難有巨大的增值空間，但這并不意味著其文化價值也低。比如，有人為避免同質化收藏，對科學儀器的收藏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像舊時的天文、計量儀器等。這些東西，物質價值無幾，但科學、歷史、文化的價值無可估量。須知道，這些器物的演變，是科技史的一個縮影，也映照著人類的智慧之路，收藏這些科學儀器，不僅能夠引導收藏者去探究其變化發展沿革，發現與其他儀器眾多的橫向勾連，而且能夠被藏品所涉及的科學人物、科學故事深深打動，進而激發走進科學的興趣和激情，這樣的收藏豈能沒有趣味和意義？ 對收藏大家而言，不為“維生”羈絆，才能夠玩出責任擔當，玩出精神境界。收藏大家張伯駒無疑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憑借豐厚的理論知識和實戰經驗，先后收藏過陸機的《平復帖》、展子虔的《游春圖》、李白的《上陽臺帖》、范仲淹的《道服贊》等，有人誤以為這是因為張伯駒有錢。要說他有錢倒也不假，但要說他有大把大把的閑錢玩收藏的話，那是大錯特錯的了。要知道，后來的張伯駒早已不是過去的張公子，他買《游春圖》，是把北京弓弦胡同的一所宅院賣給輔仁大學，再用美元換成二百二十兩黃金，又讓妻子潘素變賣一件首飾，湊成二百四十兩黃金，才從玉池山房老板那里弄來的。難怪張伯駒曾經如此感慨：“不知情者，謂我搜羅唐宋精品，不惜一擲千金，魄力過人。其實，我是歷盡辛苦，也不能盡如人意。因為黃金易得，國寶無二。我買它們不是為了錢，是怕它們流入外國。”是的，唐代韓干的《照夜白圖》，就是溥心畬1936年賣給了外國人，當時張伯駒在上海，想辦法阻止都來不及。由此觀之，張伯駒的收藏是做了“敗家子”變賣了家產才玩的，其收藏并不是為了賺錢“維生”，而只是為了留住國寶。 想起了他在自己的書畫錄里寫下的一句話：“予所收藏，不必終予身，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這也就不難理解，最后張伯駒為何竟把最好的藏品都捐給了國家。“不為‘維生’始收藏，只替國家盡入囊”，張伯駒其言其行自是升華了其收藏觀。 我們不可能奢求人人成為張伯駒這樣的大藏家，但學張伯駒，不為“維生”玩收藏，學收藏愛收藏，涵養收藏精神，提升收藏境界，則是可以慢慢做到、漸漸接近的吧。（文/趙暢） 責任編輯：王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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