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位常駐倫敦的新興藝術家，繆祎婧始終將藝術視為一種具批判性的語言結構，在多個維度回應當代社會中潛在的張力與結構性矛盾。她的實踐游走于材料實驗、視覺感知與社會議題之間，呈現出一系列既敏感又尖銳的藝術敘述。從微塑料污染、青春期身體焦慮，到性別規訓與觀看機制的反思，其作品不斷拆解藝術形式的邊界，并重構感知與介入的路徑。 繆祎婧的藝術并未建構于風格的線性演進，而更像是一次次對“形式—觀念—材料”三者關系的反復檢驗與置換。 從一束燈光開始的對話 從早期以光為媒介的裝置作品《Trapped》，她便已嘗試將私人的情緒經驗轉化為社會空間中的情境表述。2020年，她提出一個早期的問題意識：藝術如何回應社會事件中的無形張力？這件作品用光的形式記錄了那段特殊時期的情緒壓抑與人與人之間的“虛擬”連接。 “我開始意識到，藝術并非只是視覺傳達，它可以是社會現象的映射，也可以成為情緒的記錄者?！笨姷t婧這樣回憶。 圖片選自作品《Trapped》 可視化到可感知:觀眾的參與 這類問題意識在祎婧后期的創作中日益顯性，尤其是在材料選擇與數據可視化的整合中得以深化。2021年，《micro-+plastic》作為她創作轉向的標志性作品，展示了她從內在情緒空間走向廣闊社會議題的嘗試。該作以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為基礎，構建了一個可沉浸、可交互的展覽場域。觀眾手中的玻璃瓶內裝有1克樹脂顆粒，象征每日人均釋放的微塑料量，觀眾將其置于展臺時即觸發音景裝置，播放由65種塑料聲構成的污染“樂章”。 在此，觀眾不僅是體驗者，更成為敘事的一部分。祎婧借此作品將“可視化”推向“可感知”，使數據不再是冷冰冰的圖像呈現，而是通過觸覺與聲波震動，引發身體層面的共鳴。正如她所說：“它(《micro-+plastic》)要求觀眾不再是旁觀者，而是問題的參與者。” 圖片選自作品《micto-+plastic》 從“痘痘”談起：情緒、青春與自我認同 除了環境議題，祎婧對“身體”與“身份”的探索同樣深刻。2024年，在《Ac’me》中，祎婧將“青春期痘痘”視為一種視覺—社會的交匯點。作品以過期棉花糖模擬皮膚肌理，搭建出一個既柔軟又帶有生理隱喻的裝置系統。這種材料選擇本身即充滿指涉——它腐敗、易變形、具有可食性，但在此被賦予一種“身體不可控性”的再現功能。 《Ac’me》無意為痘痘辯護，而是意在揭示其所承載的羞恥機制——問題并非痘痘的存在，而在于我們觀看它的方式。這種對身體邊界與視覺倫理的反思，延續了她對身份、性別與社會結構關系的持續關注。 圖片選自作品《Ac’me》 繆祎婧的諸多作品已逐漸偏離傳統“藝術品”的物性概念。她將聲音、氣味、可變材料等視為突破物質穩定性的重要媒介，在這些“模糊”材料中探索新的敘述可能。她的藝術實踐不僅停留在展覽空間的實體陳列上，而是延伸至社會結構的反思與日常視覺語言的重組。 觀念的生成 在談及展覽的意義時，繆祎婧將其視為一個被建構的交匯點——不僅是作品從私人創作階段步入公共語境的轉折，更是一種“公開的生成過程”。對她而言，展覽并非作品的終點，而是觀眾感知與解讀發生變化的起點。 她高度重視公眾的參與與反饋，認為觀眾的介入構成了作品的“第二次創作”。她逐漸意識到，作品的完成并不意味著藝術表達的終結，真正的發生恰恰在于觀眾介入的那一刻。 在思想層面，她的創作深受生態女性主義與新唯物主義的影響。這些哲學取向為她的材料選擇和觀看策略提供了理論支撐，使她關注“物的能動性”及“人—物—環境”之間的相互生成關系。她也因此不斷反思：藝術是否必須依附于某種“物”的載體，抑或可轉向為一種過程性的、共生式的存在狀態？ 觀看的共謀 對于“美”的理解，繆祎婧給予了倫理性的定義。她認為，當一個作品能夠引發停頓、猶豫，甚至令觀者感到不安時，它才真正觸及到了“美”的可能性。形式上的和諧不過是表象，真正的“美”應當內含批判與行動的張力。 關于藝術的社會價值，她堅持認為藝術既非工具，也非答案。其真正的力量，體現在它為現實制造“裂縫”、打開話語空間的那一刻。藝術的價值在于其不確定性，在于它不斷提出新的問題，而非提供現成的解決路徑。 在當代社會中，繆祎婧將自己定位為語言的擾動者、視覺舒適區的打破者。她認為，藝術家的責任不在于填補社會的缺口，而在于指出那些被日常經驗所遮蔽的問題。 對于未來藝術的發展方向，她表達了清晰的愿景：藝術實踐將逐漸脫離媒介分類的束縛，轉向更具交叉性與流動性的邊界地帶，尤其關注環境、身體與感知之間的關系。她希望自己的創作能持續在這些模糊地帶中穿行，捕捉“尚未可知”的潛能，并邀請觀眾共同成為感知的共謀者?？姷t婧表示自己感興趣的不是做一個看起來‘完成了’的作品，而是制造一種觀看者必須不斷調整感知位置的場域。（作者：劉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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