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二石
艱苦的逃難歷程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寇大舉南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為了躲避日寇的鐵蹄，東南各省成千上萬的人成了逃難的難民。我父親所在的中央大學準備從南京遷往重慶，我父親則借此機會到安徽宣城考察石濤遺跡，以便完成他關于石濤的研究課題。父親是1937年8月到宣城的，11月便離開宣城赴南昌。父親事后曾有文記敘經過：“余旅宣城，廣德陷，敵直犯，始倉皇離去。”
父親回到南昌，僅過了兩個多月就攜全家人移居老家新喻。在新喻，父親由報上得知，國共合作成立政治部第三廳，專事抗日宣傳工作，郭沫若任廳長。郭通過報紙召喚父親前去參加三廳工作。于是父親便只身前往武漢，就任三廳的秘書，并開始了繁忙的工作，頻繁來往于武漢、株洲、衡山、衡陽、東安、桂林等地。由于日軍已過了長江，我父親又匆忙趕回老家新喻，于1938年6月初接家人從新喻移居湖南省靠近廣西的東安市。同年底，又由東安市遷至廣西桂林市。在桂林停留不到兩個月，便又啟程往四川省逃，從而開始了逃難歷程中最艱苦的階段。
離開新喻的時候，我才兩歲，哥哥小石也不過六歲。因外公已過世，外婆跟隨我們一起逃難，在路上患眼疾得不到治療，視力減退以致最后雙目失明。這當然給逃難中的父母增加了極大的困難。在到桂林以前尚有火車可坐（湘贛線、湘桂線）。途中的困難雖多，父親尚能應付。而從桂林入川途經貴州省，有數百公里既無火車可坐，連汽車亦每每因路不暢通而坐不上。從黔北直到重慶南面一帶，烏江河道縱橫交錯，高山大嶺布滿其間，給我們一行造成了極大的障礙。當時我們一家人除外婆已雙目失明外，還在東安添了一個妹妹，尚在襁褓之中，因此全家人的行動極為不便。有幾次不得不徒步翻山越嶺，一路上母親牽著外婆，父親帶著他視為生命的書稿，我與妹妹分坐在一副擔子的兩頭，由雇來的挑夫挑著我倆走，小石跟在我們后面。雖然當時我還不到三歲，對當時的事還記不清楚，但坐在擔子上逃難的情景，后來我還能依稀記起。
吃盡千辛萬苦，終于擠上了川黔鐵路到綦江的火車。到了綦江，父親總算松了口氣，因為離最后的目的地重慶不遠了。但是在綦江我們又遭到了厄運——逃難中母親在東安生下的妹妹突然高燒不退，父母盡全力挽救這苦難的小生命，但當時醫療條件差，終于沒能救過來。這是父母在逃難中經受的第二次重大打擊。第一次是外婆雙目失明，這一次又失去了女兒，父母在極度悲痛中就地掩埋了自己的親生骨肉。父親尤其感到悲痛，因為他在生了我和小石兩兄弟之后，特別盼望能得一女兒，所以我的妹妹可說是應運而生，結果卻半途夭折，這是多么殘酷的打擊??！
在悲痛的氣氛中，我們在綦江度過了近三個月時光。當時郭沫若與三廳的同仁已在重慶等待我父親，于是父親帶著我們全家趕到了重慶。
來到金剛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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