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03-14來源:中國美術報 |
于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人物畫創作,塑造了不同時代的經典藝術形象和敘事情境。其間既有隨社會價值判斷而發生的觀念變革,亦有畫理畫法層面的技法演進,具體呈現為其對歷史語境與社會現實不斷塑造、契合的進程中,在中國畫本體語言層面完成筆墨程式的調適與人物造型形神觀的衍變?;赝腥A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需要新的文藝作品,更需要適應時代社會的新的藝術表現樣式。革命歷史題材繪畫創作機制的建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幾次大規模革命歷史題材美術創作的推動,直接促動了中國人物畫的發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畫壇討論的主題回歸到20世紀一二十年代新文化運動期間的新舊之爭,圍繞著“國畫”的名稱與分科、“新國畫”的改造、中國畫的民族形式,以及筆墨與創新等問題,展開了新一輪的討論。對于傳統中國畫的改造,是一系列討論與創作的展開,使這一藝術改造的進程與社會改造的脈搏緊密共振。這種改造的效果和成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以蔣兆和、李斛、宗其香等畫家為代表的寫實水墨人物畫創作中得到展現,他們在素描與筆墨或彩墨的融合方面積極探索,在題材上進一步貼近現實社會。
我們把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人物畫發展分為南北兩條文脈,一是以中央美術學院盧沉、姚有多、周思聰等人為代表的北方體系,一是以浙江美術學院(現中國美術學院)方增先、李震堅、周昌谷等人為主導的南方體系。這兩大體系都是沿著現實主義風格文脈發展演進的,相對而言,北方畫家仍重在以嚴謹寫實的素描造型作為基礎,以素描改造、化合筆墨,注重人物造型的準確性,在筆墨上多借鑒山水畫的皴擦、積染,來增強畫面力度,以更好地為表現社會現實服務。而浙派人物畫家則在更大程度上持守傳統文人畫筆墨,以與西方繪畫拉開距離,注重書法韻味與圖式張力,參用寫意花鳥畫的筆法入畫,注重筆墨的尚意趣味。
關注社會人生的主題,既是中國人物畫從舊時代向新時代的過渡,也是筆墨語言由文人雅趣向現實生活的轉變。在20世紀50年代初,浙派人物畫的風格樣式同樣是以素描造型改造并替代傳統筆墨觀念,人物造型追求寫實,畫面形式相對單一,基本上停留于西洋素描式的中國畫樣式。以這種光影明暗規律創作的人物肖像畫,常常被浙江美術學院老一輩中國畫畫家詬病,潘天壽就鄭重而含蓄地要求年輕的人物畫家先“把臉洗干凈”。到了20世紀60年代,浙派人物畫逐漸重視對傳統中國畫筆墨的理解與研究,從人物形神、筆墨結構到色彩表現都力求從傳統中尋找本源,減弱素描的痕跡,凸顯以簡括的筆墨語言表現人物的造型。尤其是對于素描與中國畫造型的關系的深度思考與實踐,觸及了現代中國人物畫的核心問題。 與此同時,將素描、速寫融入筆墨造型,在中國畫的教學中加入素描、速寫的訓練,以西畫的造型手段來增強中國人物畫的寫實表現能力,也成為很多美術學院、畫院人物畫家的共同選擇,并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人物畫創作的現代轉型策略與主流藝術風格。造型與筆墨、形與神、題材與風格,這些藝術語言因素的建構與積淀,都深刻影響了現當代人物畫的發展進程。 (作者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科研處處長) 責任編輯:王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