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藝術的方式重構文化記憶講好中國故事 ——觀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作品所想到的
| 2017-08-18來源：中國美協 |
四川大學藝術學院院長 黃宗賢
時光如梭，“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的驗收工作已近尾聲，這項歷時5年、有300多位知名藝術家參與的藝術創作工程，自始至終得到中國文聯、文化部和中國美術家協會的高度重視，也得到了藝術界的高度關注。在創作過程中，有關部門組織大批藝術家和藝術理論家、批評家，以及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到創作者現場與創作者探討大型歷史題材美術創作的相關問題，交流創作心得，將藝術批評置于創作過程中。在充分調動創作主體創作積極性，尊重創作主體創造性工作的同時，藝術批評的提前介入，也成為這個龐大的創作計劃的一個特點。最近，在國家博物館的驗收現場，數十位知名藝術家和藝術理論家、藝術批評家、歷史學家，對163件作品進行了嚴格的、客觀的評審，同時在現場由《美術》雜志社組織了部分知名藝術理論家、批評家對整個創作情況展開了學術探討。大多數完成的作品，得到了肯定，通過了驗收，也有一些作品或因藝術質量或因對歷史題材把握上的欠缺而未通過驗收，其中不乏知名藝術家的作品。從提交評審的作品來看，相當部分達到了當年的預設目標，得到了評審者們和批評家們的肯定?？梢哉f，這是繼重大歷史題材創作工程之后，在歷史題材創作方面的又一次創獲。這種創獲改變了多年來歷史題材美術創作整體低迷的格局，這是以藝術的方式重構文化記憶，傳承文脈、增強文化自信的一種有益的舉措?！肮こ獭睂嵤┑倪^程及最終呈現的成果為我們提供許多值得探討深化的理論問題。
歷史題材創作的當下意義
“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無疑是一種主題性創作，是一項國家級的重大文化藝術項目。何為主題性創作？這是具有爭議的一個話題，但又有某種約定俗成的含義。凡文章都有主題，凡藝術皆非無意義的涂鴉，真正的藝術作品，無不蘊含著創作者對自然、對生命、對人生、對歷史與現實，對時空的一種感悟與價值判斷和態度。沒有無主題的藝術，無藝術沒有主題。但是我們通常說的主題性創作是在一般創作概念上有延伸與特指含義?？傮w而言，主題性創作往往是指超越個體化心靈、心緒抒寫的以彰顯主流價值觀為目的，以表達集體無意識或喚起文化記憶的具有情節性的繪畫創作。也時常意指在創作取向上與政府、政黨提倡的主流價值觀一致，并由政府倡導或贊助的藝術創作，也即今天我們說的“主旋律”藝術創作。一般說來，主題性創作約定俗成的含義是指后一種創作模式。 這次“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屬于歷史題材的主題性創作，但也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歷史題材創作。一般說來歷史題材的創作具有明確的事件、人物、場景的規定性，創作者發揮的空間是有限的，客觀性、真實性、準確性成為評價歷史題材創作的重要元素。而“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旨在用視覺的語言、圖式來呈現我們民族悠久的歷史、深厚的傳統和為人類文明所作出的貢獻，這種歷史、傳統與在人類文明史上所作的貢獻，當然可能是通過具體的事件、人物和象征性的文明成果來體現的，但是它往往又不局限于具體的歷史要素和歷史人物、具體場景的表現。用藝術眼光回眸我們民族的歷史進程與精神觀念演化的過程，形象地揭示與展示我們民族在成長過程中所積淀的文明成果及深邃、博大而燦爛的傳統，從而重構民族的文化記憶，增強文化自信，這才是此項計劃的初衷與根本旨意。因而，這個創作工程雖然明確了主題，但并非“主題先行”；創作雖有“題目”，但是僅僅是一個大范疇，具有寬泛性和拓展性，給創作者留下了巨大的創作空間，如“仰韶彩陶文化”、“青銅文明”、“戰國爭雄”、“楚漢相爭”、“大風歌”、“石窟藝術”、"盛唐書畫藝術”、“宋代畫院與書畫藝術”、“永樂大典”、“元明青花瓷”等。這種框架式的題目，給每個創作者留下了自我對歷史、對文明解讀的巨大空間。從什么樣的角度、以什么樣的人物與事件、以什么樣的語言與風格來呈現我們民族輝煌的歷史與對人類文明作出的貢獻，這需要藝術家以穿越歷史煙云的判斷力和審美的視野去度量去思考，而非簡單的“以圖說史”，也非表層的“以圖證史”，而是當代人、當代藝術家的一種歷史觀念、時空意識和價值取向的圖像表達與藝術化的呈現。我們注意到，在通過驗收的作品中，給人留下深刻影響的往往是那些蘊含著創作者獨特的時空意識與審美品位的作品，這些作品以獨特的、具有濃郁的傳統語匯與圖式，來呈現民族文化和精神傳統，以及值得我們驕傲的文明之果，馮遠的《屈原與離騷》、鄔繼德等創作的《雕版印刷》、陳海燕等人創作的如《天工開物》等。其中馮遠以精致的手法，開合有度、疏密有秩，將浪漫而綺麗的屈騷精神與韻致呈現得淋漓盡致。陳海燕等借鑒傳統雕版印刷的插圖形式，將古典圖譜特有的韻味與現代感的構成相融合，凸顯了傳統資源的當代性轉換的可能性。 在當下多元化的文化藝術語境中，歷史題材或者說主題性創作不僅應有存在的價值，并且有特殊的意義。藝術具有形象地記載文化、記憶，或者重構文化記憶的功能與價值，民族的文化往往就是在這種記載與重構中得以傳承、發展，當然也可能被有意無意的“遮蔽”與遺忘。在倡導文化自信的當下，重新認識民族波瀾壯闊的歷史演化進程，重構民族文化記憶，體認民族傳統文化價值，是增強文化自信心的一個重要前提。沒有歷史感的民族，必定是缺乏方位感的民族，對自我歷史文化的淡忘，何從談文化的自信與自強。在全球化語境中，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貢獻，中國傳統文化精神在構建當代人類共生共存互動關系中的獨特意義與價值，被世人有更多的認同。中國美術家在倡導文化自信、力求文化自強的當下，理當有所擔當，有所作為。“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的實施，折射出了當代中國藝術家的歷史責任感，相信這批通過驗收的作品，一定以其形象性、直觀性、生動性開啟觀眾追憶我們民族滄桑而輝煌歷史的閘門，從而讓觀眾，特別是青少年在建構正確的歷史觀、體認民族文化價值、增強民族文化自行過程中，發揮積極的作用與有效的價值。
歷史題材創作在當代藝術格局中的方位
藝術創作由國家或者某一社會團體所主導和贊助，在中西方歷史上皆非全新現象。西方古典主義藝術多為主題性創作，并且歷史題材的主題性創作占據重要地位。在黑格爾看來，古典藝術在內容上、層次上由高到底依次是歷史、宗教題材、人物肖像、靜物等，歷史、宗教題材與歷史敘事方式有天然的聯系。西方歷史上由皇帝、國王、教會、政府贊助的創作，如凱旋門、紀功柱、帝王加冕、征戰、各種宗教題材繪畫雕塑等，皆屬表達了國家和某一團體意志、趣味的創作。在具有“以史為鑒”傳統的中國，歷史題材的主題性藝術創作更是源遠流長。歷史上漢明帝云臺閣二十八將畫像、唐太宗凌煙閣二十四功臣畫像、清代幾件尺幅闊大的帝王巡視圖、征戰圖等，這類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美術作品舉不勝舉。但是，這些屬于古典范疇的中西歷史題材的美術創作，無不是以彰顯統治者功德、價值觀和家族盛景與善舉或宗教教義為目的，具有明確的如張彥遠所說的“圖繪者莫不明勸誡，著升沉，千載寂寥，披圖可鑒”的價值取向和“成教化，助人倫”功利目的。 具有現代意義以表現民族集體自強意識為旨意的歷史題材、主題性創作在中國主導地位的確立，是在20世紀前半葉的抗戰時期。戰前，中國的文化統制力不強，幾乎很難形成由統治階層或集團倡導的藝術獨占鰲頭的局面。抗戰爆發，救亡圖存成為政府、一切黨派和全民的共同任務。反映抗戰現實，激發全民族的抗戰熱情，成為特定語境下藝術創作的主題。這是從上到下的全民族的共識，藝術界形成了以現實的內容、大眾的情感、寫實的技巧為內涵的“新寫實主義”的創作觀念與模式，創作了一大批以古喻今和直接反應抗戰現實的作品。這種在民族救亡中形成的藝術觀念和創作模式，影響了戰后中國美術發展的基本走向?？梢哉f20世紀以來，主題性創作成為百年中國現代美術的主流，這與西方現代藝術的發展進程有很大的區別。西方現代藝術更多是社會轉型過程中基于個人哲學思考的對傳統和規則的反叛，因而充滿個性的形式創造與心緒表達，成為西方現代藝術的重要價值訴求。而中國藝術的現代進程既是在人類社會大轉型的背景中展開的，更是在救亡圖存、文化啟蒙、制度革命、社會文化改造和經濟建設的歷史境況中進行的。表現當下時代變革的風云，彰顯民族的集體自強意識，就成為了中國現代藝術最重要的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必然導致主題性藝術創作占據主導地位。當然，也必然使從屬性、他律性、現實性、寫實性成為中國現代主題性創作的基本特征。不可否認，在百年來的中國現代美術史上，最具思想含量、藝術價值與歷史價值的藝術作品主要是主題性創作，這些作品中既有現實題材也有歷史題材，當年的現實題材至今也成為了儲藏記憶的“歷史”畫。 但是，我們也看到，在消費文化濃郁的當下，主題性創作、特別是歷史題材的創作被弱化，彰顯世俗性欲望的依從市場導向的大眾藝術，獲得了發展的空間。美術創作的價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也發生了轉向，這種轉向主要體現在：由社會批判、文化反思轉向自我心靈體驗的表達；由對崇高美學趣味的追求轉向世俗情懷和感性欲望的宣泄；由普遍意義的人道關懷轉向個體生存狀態的呈現；由結構嚴密的宏大敘事轉向零散化的瞬間掠影。凡此種種，皆與中國社會和文化的轉型同步發生，而且反映出受西方藝術影響的程度，從間接到直接、從有時差到立竿見影。 在多元化的當代藝術語境中，歷史題材或者說主題性創作，不僅應有存在的價值，而且有特殊的意義。如前所說，藝術從來就具有形象地記載文化記憶或者重構文化記憶的功能與價值，當代藝術最根本的特征就體現在多元性、開放性、互動性上。中國的當代藝術不僅不必重蹈西方現代藝術的覆轍，而且應該明確自我的方位價值。民族的復興首先是文化的復興，是藝術的復興，是民族歷史及文化藝術價值的再確認，在這個過程中藝術當然有其擔當。如何以藝術的方式去呈現反映民族的歷史與精神走向，是當今中國文化復興、強化文化自信的需要，也是藝術本身的需要，因為藝術是一個民族精神的表征、靈魂的呈現、文化軟實力的體現。“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的實施，不僅服從于國家文化戰略規劃，也為中國的當代美術的發展尋求更廣闊空間，是構建具有民族氣派和時代精神的當代美術體系的重要舉措，是當代中國美術家們用藝術的語言講好中國故事，讓世界了解中國、讓獨具中國特色與中國氣派的美術走向世界的戰略抉擇。中國當代藝術格局中，歷史題材的主題性創作不僅在今天，而且在將來，在多元文化藝術的格局中，都應有重要的地位與責任擔當。
歷史題材主題性創作的價值取向 “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的實施，對振興中國當代歷史題材的主題性藝術創作，無疑將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在振興的過程中，重要在于其價值體系的構建。這種體系應以主旋律與多樣化統一為基本目標，著力于在理論上辨析和把握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與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的統一，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傳統與現代化的統一，保持中國文化身份與國際化的統一，樹立國家形象和“以人為本”的統一等辯證關系。在中華文明美術創作工程的驗收過程中，我們感受了這項浩大的創作工程帶來的震撼，品賞到許多動人心魄的鴻篇巨制，也讓人對其中一些作品感到幾分遺憾。無論是感動或遺憾，實際上這項浩大的美術創作工程給我們提出了一些關于歷史題材主題性創作實踐值得思考的理論問題，這些問題提示我們必須要思量并處理好以下幾個關系： 一是史實、事件與藝術表現的關系。依據史實，呈現歷史這是歷史題材創作的前提，但是藝術地表現并非圖解歷史，并非是以圖說史，而是藝術的呈現。藝術性是歷史題材創作最重要的價值。歷史題材藝術創作關涉史實，也關涉藝術家的對歷史的認識、體驗與感悟，更關涉情感的相擁。在這次呈現的作品里，有個別作品圖說、圖解性太強，有如插圖之感，缺乏對歷史語境的深切認知與感悟，缺乏創作主題的文化想象與情感投入，將事實做簡單的說明式的圖像呈現，既缺乏生動性也未必很好地把握的事實。相反那些通過驗收的動人的作品，如馮遠的《屈原與離騷》、俞曉夫的《司馬遷與史記》、高小華的《周易》、張紅年的《馬可波羅》等，無不暗含著創作者對歷史人物、事件與文明成果獨特的認知、感悟，在歷史的回眸中融入自己的文化想象與情感因素，當然最重要的是獨特的藝術表達方式。這些作品不僅引發我們對歷史文脈的溫馨回顧與體察，也讓我們感受到當代藝術家胸中深含的歷史情懷與藝術創造的激情。沒有情懷的回眸，缺乏情感的解讀與藝術化的表現，任何試圖對歷史客觀的解讀與再現僅僅是一廂情愿，這也不是歷史題材創作的根本旨意。“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一切經典的歷史題材創作無不暗含著創作主題的對歷史、對時空的獨特體悟和對現實與未來的一種默默的期冀。卡西爾在《人文科學的邏輯》中認為，文化客體的構成離不開物質、歷史、個人三要素，而物質因素受制于它的歷史、心理因素，因而對于歷史、藝術等文化客體，必須要以歷史和心理的雙重視角的觀照。人在文化產品中凝聚著人自身的要求和愿望，形成人對自身的認識、理解。作為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主體的藝術家，應該是站在當代的立場以自己獨特的歷史觀和藝術想象來觀照歷史，表現我們民族的歷史進程中最具價值的人物、事件和文明成果。學術也好，藝術也好，說到底是對一種文化價值的研究與表現。中華文明歷史題材創作不僅僅是回眸歷史再現歷史，更重要的是向世人、后人呈現這代藝術家的歷史情懷與文化態度。 二是宏大敘事與詩性話語表達的關系。宏大敘事、英雄敘事是歷史題材主題性創作的基本敘事方式，長久以來，歷史題材美術創作的經典作品，往往以大題材，典型人物與重大事件來敘述歷史，但是這種敘事方式并非是歷史事實的圖解，也非政治意識形態的圖解，而是力求精神的深度，將空間歷史化、將瞬間永恒化，在視覺圖像中傳遞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這需要藝術家應以超出日常生活之外的激情和美感來觀照、表現世界與自我，即使對歷史的、政治的態度與涉入，也該是情之所至，性之所為，以情感性、道義性和超越性，區別于世俗政治的強制性與脅從性，區別對歷史被動的涉入與觀照。歷史畫、歷史題材創作的藝術性，不僅僅體現在形式、語言、圖式上，也體現在想象力、創造力的發揮和情感的釋放上。如果僅停留在對所謂歷史場景真實性的再現，對藝術技巧的炫耀，不可能打動觀眾，也不可能是成功的歷史畫創作。就筆者看來，在通過驗收的作品中，如馮遠的《屈原與〈離騷〉》、李建國的《堯舜禪讓》、陳宜明、郭健濂的《文王興周》、吳為山的雕塑《老子與〈道德經〉》、劉大為的《張騫通西域》、晏陽、李武的《赤壁之戰》、何紅舟等人創作的《岳飛》以及王穎生的《徽班進京》等作品，之所以有一種視覺的張力與吸引力，就在于創作者在作品中融入了情感和想象力及藝術的創造力，讓我們在藝術的震撼力中去感悟歷史的語境以及歷史人物的精神氣質。如果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僅僅是“歷史”而沒有藝術，這一定不是這個宏大創作計劃的初衷?！爸腥A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最重要的價值，就在于用藝術的方式講好中國的故事，這個故事既包括歷史的故事，也包括當今中國藝術家在建構文化自信、自強體系中創造與奉獻的故事。 三是公共語匯與獨特語法運用的關系。歷史題材的主題性創作只有在作者、作品、觀眾三者之間形成互動共鳴關系，其價值才能得以最大實現。寫實性幾乎成為了近百年主題性藝術創作的基本特征，也是五四以來形成的藝術的公共語匯。但是，即便是寫實模式，其空間仍然巨大。有魅力的作品，無不是藝術家在這個語匯世界中儲藏自己獨特語法，呈現藝術的獨特品味與創造性思考。這次“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作品驗收過程中，個別作品之所以未獲得通過，不是創作者不投入不盡力所致，而是在藝術語言與形式的運用上缺乏獨特性、創新性，缺乏當代藝術語境中的應有的當代氣息與藝術個性，將這些作品與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經典主題性作品相比也大為遜色。創新性與獨特性永遠是藝術的魅力所在，馮遠的《屈原與〈離騷〉》、唐勇力的《盛唐書畫藝術》、張紅年的《馬克?波羅游記》等作品，都在自己藝術風格的基礎上在藝術的形式與語言上有新的拓展，因而給人耳目一新之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次有幾件版畫作品，如陳海燕等人創作的《宋應星〈天工開物〉》、鄔繼德等人創作的《雕版印刷》、戚序等人的《中華營造法式》等，巧妙地吸收中國傳統雕版圖譜的圖式與空間及人物表現的方式，使作品極具傳統韻味與本土氣息，而又不失現代感，使我們看到中國傳統造型語言與手法，可以成為構建具有民族特色與當代氣派的中國當代藝術創作的重要資源。他們的探索使我們相信中國傳統藝術語言與精神的當代轉換不僅僅是一種情結，也是一種可能。 總之，這次中華文明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的創獲，為中國當代美術的發展注入一股強化劑，為開創具有民族氣派、大國風范的中國當代美術新格局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創作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也為當代美術創作提出了一些值得進一步探討的理論問題。用藝術的方式傳承文明，講好中國故事，是有責任的中國當代藝術家和藝術理論家應有的社會擔當與時代擔當。 責任編輯：王潔 |
